找到廬山不是專門去旅游，是與一大群文人一起去開會的，時間是1979年夏天。那里召開的，是一個全國規模的文藝理論討論會。

　　廬山本是夏天開會的好地方，但據所知，那里好像從來沒有開過文人大會。原因說起來太復雜，不管怎樣，現在總算有了第一回。

　　但是，回過去看，廬山本來倒是文人的天地。在未上廬山之時我就有一些零碎的印象，好像是中國早期最偉大的文人之一司馬遷“南登廬山”并記之于《史記》之后，這座山就開始了它的文化旅程。在兩晉南北朝時期，它的文化濃度之高，幾乎要鶴立于全國名山中了。那時，佛學宗師慧遠和道學宗師陸修靜曾先后在廬山弘揚教義，他們駐足的東林寺和簡寂觀便成了此后中國文化的兩個重要的精神棲息點。這兩人中間，慧遠的文學氣息頗重，他的五言詩《游廬山》寫得不錯，而那篇600多字的《廬山記》則是我更為喜的山水文學佳品。但是，使得這一僧一道突然與廬山一起變得文采斐然的，還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差不多的時候廬山還擁有過陶淵明和謝靈運。陶淵明的歸隱行跡、山水情懷和千古詩句都與廬山密不可分，謝靈運的名氣趕不上陶淵明，卻也算得上我國文學史上五言山水詩的鼻祖。這兩位大詩人把廬山的山水作了高品位的詩化墊基，再加上那一僧一道，整個廬山就堂而皇之地進入了中國文化史。

　　后來的人們似乎一直著迷于慧遠、陶淵明、謝靈運、陸修靜共處廬山的那種文化氣氛，設想出他們幾個人在一起的各種情景。由頭也是有一點的，例如陶淵明應該是認識慧遠的，但他與慧遠的幾個徒弟關系不好，對慧遠本人的思想也頗多牴牾，因此交情不深。倒是謝靈運與慧遠有過一段親切的交往，其時慧遠年近八旬，而謝靈運還不到而立之年，兩人相差了50來歲，雖然忘年而交，令人感動，畢竟難于貼心，難于綿延。這些由頭，到了后人嘴里，全都渾然一體了。例如唐代的佛學史乘中已記述謝靈運與慧遠一起結社，而事實上慧遠結社之時激才6歲。流傳特別廣遠的故事是慧遠、陶淵明、陸修靜三人過從甚密，一次陶、陸兩人來東林寺訪慧遠，慧遠歷來送客不過門前虎溪，這次言談忘情，竟送過了虎溪，這就使后山的老虎看得不習慣了，吼叫起來，三人會意而笑，那就是中國古代極有名的佳話“虎溪三笑”。為此，李白、黃庭堅等詩人還特意寫過詩，蘇東坡還畫過《三笑圖贊》，我在鄭振譯著《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也見到過一幅采自“程氏墨苑”的《虎溪三笑》圖。但究其實，陸修靜來廬山的時候，陶淵明已去世34年，而慧遠更已逝去45年。

　　我深知，道出這個故事的虛假性非常煞風景。到底是李白、蘇東坡他們高明，不僅興高采烈地為這個傳說增彩添色，而且自己也已影影綽綽地臍身在里邊。文人總未免孤獨，愿意找個山水勝處躲避起來;但文化的本性是溝通和被理解，因此又企盼著高層次的文化知音能有一種聚會，哪怕是跨越時空也在所不惜，而廬山正是這種企盼中的聚會的理想地點。

　　因此，廬山可以證明，中國文人的孤獨不是一種脾性，而是一種無奈。即便是對于隱逸之圣陶淵明，中國文人也愿意他有兩個在文化層次上比較接近的朋友交往交往，發出朗笑陣陣。有了這么一些傳說，廬山與其說是文人的隱潛處，不如說是歷代文人渴望超拔俗世而達到跨時空溝通的寄托點。于是李白，白居易，歐陽修，蘇東坡，陸游，唐寅等等文化藝術家紛來沓至，周敦頤和朱熹則先后在山崖云霧之間投入了哲學的沉思和講述。如果把時態歸并一下，廬山實在是一個鴻儒云集、智能飽和的圣地了。

　　我是坐著汽車上廬山的，在去九江的長江輪上聽一位熟悉廬山的小姐說，上廬山千萬不能坐車，一坐車就沒味，得一級一級爬石階上去才有意思。她一邊詳盡地告訴我石階的所在，一邊又開導我：“爬石階當然要比坐車花時間花力氣，但這石階也是現代修的，古人上山連這么一條好路都沒有呢。”她的話當然有道理，可是船到九江時天已擦黑，我又有一個裝著不少書籍的行李包，只略作遲疑我就向汽車站走去。廬山的車道修得很好，只見汽車一層層繞上去，氣溫一層層冷下來，沒多久，枯嶺到了。枯嶺早已儼然成為一座小城，只逛蕩一會兒就會忘了這竟然是在山頂。但終究又會醒過神來，覺得如此快捷地上一趟廬山，下榻在一個規模不小的賓館里，實在有點對不起古人。是啊，連船上不相識的小姐都拿著古人來誘惑我，而我還是貪圖了方便。一方便，也就丟棄了它對人們的阻難，也就隨之丟棄了它對世俗的超拔，那還能構得成跨時空的精神溝通么？

　　古代文人上廬山，自然十分艱苦。他們只憑著兩條腿，爬山涉溪、攀藤跳溝。當時的山，道路依稀，食物匾乏，文人學士都不強壯，真不知如何在山上苦熬苦捱。